(金海 摄)

1991年12月1日南浦大桥竣工通车，它是黄浦江上第一座建于上海市区的大桥(摄于2005年4月21日)

　　朱镕基上海改革

　　朱镕基说：“上海是一个没有原材料、没有能源的城市，想过多地把工业发展到多么高的地步是不大可能的。你就搞高精尖，又能搞多少？高精尖那么容易搞？所以，真正把经济搞上去，还是要靠发展各种各样的第三产业”。

　　今天站在上海外滩，遥望黄浦江对岸高楼林立的浦东，一般人很难想象，20多年前困在浦西的这个中国工业基地，在财政逐步下滑、企业转型艰难、住房交通拥挤、社会矛盾激化的迷惘中，是怎样摸索着找到自己的道路。

　　“上海搞不好了。”研究上海党史的严爱云提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是上海市民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们直接感受到的是物价高、经济不景气，马路上又脏又乱，一家几代人挤住在弄堂里的格子间，出门交通拥堵，上海人挤公交车的“惨烈”全国闻名。

　　曾任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的姚锡棠老先生，用几组数字向我说明当时生活在上海的感受：上海的南京路、淮海路上有不少工厂，上海钢铁厂也在市区里，这些工厂造成的污染非常严重。上海最拥挤的地段上，一平方公里住着16万人，全上海的弄堂里当时有80万只马桶。公交车每平方米要挤12人，整个上海高于12层的建筑只有十几栋。上海人逐渐发现，他们曾有的优越感在慢慢降低。

　　1981～1982年，上海全市曾展开“上海向何处去，建设什么样的上海”的大讨论。80年代初，《解放日报》头版刊登了一篇文章《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文中说，相当一段时间里，上海工业总产值、出口总产值、财政收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能源有效利用率、商品调拨量、内迁工厂与技术人员输出等10项指标均占全国第一。1980年它的产值曾占全国1/8，上交财政的数额曾占全国的1/6，但自身的基础设施建设却欠账较多。到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人均道路面积、人均居住面积都属全国倒数第一，而三废污染、车辆事故、人口密度等指标则居高不下。

　　上海人于是觉得不公平，他们对中央的财政贡献大，自己却缺乏资金解决城市建设、环境污染、住房拥挤等问题。“上海不就像只光下蛋不吃食的老母鸡嘛？”而这些表象的背后，是逐渐失去计划体制保护的上海，对未来之路的迷茫。虽然经济体量庞大，但经济基本是封闭的，它作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却也成为走向市场最艰难的转型者。

　　这种感受，还源于对比。改革开放之后的广东经济活跃，“三来一补”的加工工业十分发达，合资企业遍地开花，深圳成为让人羡慕的经济样板。上海不远处的江苏、浙江的乡镇企业已有燎原之势，“苏南模式”的活力引来了全国关注。上海处在广东合资企业与江浙乡镇企业的夹击中，到了80年代中后期，每年经济发展速度不仅不像过去那样居于前列，还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3个百分点。

　　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出现了经济过热、货币发行过多、通货膨胀加剧等现象。上海经济发展中也出现了新问题。最突出的是，地方财政收入连续几年不断“滑坡”，物价总水平上涨幅度过大，老百姓的怨言非常多。 0

　　实际上，这时候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重点从南部的珠江三角洲转移到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上海终于进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线。但是这种“进入”，伴随着持久的迷茫和争论。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对国民经济基础影响不大的地区入手，以第二产业开放为主。到了80年代中期，改革开始深入到腹地。邓小平谈到，上海开放了，“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这句话如果从另一个方面来理解，也意味着从上海开始深入腹地的改革，不允许失败。从某种程度上说，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经济重镇上海探索出了方向，标志着改革已经从工业企业为主体的开放，扩展到了以发达的经济、现代交通手段、科技专业型人才为基础的第三产业。

　　姚锡棠说，中央关于上海的发展战略，在经过调研之后，1985年基本定下来了。这一年国务院批转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上海的发展要走改造、振兴路子，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多功能作用，力争在20世纪末把上海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上海走活第三产业这着棋，更能重新焕发青春和活力，更好地发挥经济中心的作用，运用综合功能为全国经济建设服务。”

　　其中提到上海走活第三产业，成为多功能城市，指明了改革的方向。解放前的上海是仅次于伦敦、纽约、东京、柏林的世界第五大城市，经济活动和金融贸易活动极为发达。解放前上海商业批发有2000家，交易市场80处，进出口行2000家，金融机构650家。只是这些被冠以“资本主义”的帽子之后，人们好似遗忘了上海曾经的气质。

　　新中国成立30年后要找回那个远东大都市的感觉，这种转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光是要改变习惯了计划经济的上海干部的思想，就很困难。姚锡棠说，上海当时的不少干部，是工业部门提升上来的，顽固地认为发展经济就是发展工业，对发展第三产业比较抵触。而曾经在解放后30年里向中央上缴了3000个亿的上海纺织工业，也要在这种调整中大大缩减比重，很多人是想不通的。这种争论一直到1990年中央宣布了浦东开发，仍在持续。

　　在这段时期内，江泽民和朱镕基前后来到上海，作为从中央派下来的地方官，他们被赋予了上海改革“破题”的重任。怎样让上海从一个开始滑坡的计划体制的“壳”中破茧而出，在改革开放中后来居上，有许多具体的“硬骨头”要啃：原料短缺，特别是棉花、生铁这些初级原料的短缺，仍然折磨着上海工业，尤其是纺织工业和冶金工业；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能源和原材料的暴涨，更使上海工业陷入新的困境。工业结构的调整，是把力量放在产品结构调整上，还是下决心调整上海工业的内部结构？怎么保障副食品的供应，改善上海城市面貌？怎么解决住房问题，让老百姓消消气？财政资金总是紧张，上海要进行庞大基建的资金从哪里来？上海有建立金融中心的基础，可是如果公开这么提，可能会戴上“资本主义”的帽子，上海怎么能既避免争论，又取得金融改革的实质性进步？

　　一系列问题困扰着决策者。江泽民说，上海人精明，却不高明。朱镕基提出，希望上海人既精明又高明。1990年中央开发浦东的决策已出，但是上海还在两种意见中徘徊：很多干部支持把浦西的工业转移到浦东，将浦东建设成为另一个工业基地；另一批人则认为浦东应该发展成综合性的区域，大力提高服务业的比重。朱镕基既到浦东的地面去考察，也坐着直升机从空中看浦东，在1990年夏天访问了新加坡和香港地区之后，朱镕基对于上海的道路选择更加坚定了，“上海是一个没有原材料、没有能源的城市，想过多地把工业发展到多么高的地步是不大可能的。你就搞高精尖，又能搞多少？高精尖那么容易搞？所以，真正把经济搞上去，还是要靠发展各种各样的第三产业”。方向的确定，为上海的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上海找准了方向，为邓小平“南巡”进一步推动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

　　今年8月份，《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的出版，又把我们带回了20多年前挣扎着突破重围的上海。翻看朱镕基的讲话，能感受到他对于改革陷入困境有时近乎捶胸顿足的急迫感：“上海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工业技术中心，从来是朝南而坐、老大自居。现在地位下降，但架子仍然不小。大家都说上海人精明，其实我看并不见得。上海人论精明不如广东人，更不如香港人，也就是缺乏商业意识……我常讲：‘决千金者不计锱铢。’没有这种气魄，如何同别人合作呢？”朱镕基批评上海和批评下属工作都毫不留情，倔强、铁面、无私、雷厉风行的性格跃然纸上。当我带着这样的印象去上海寻访他的老部下时，近距离验证了朱镕基在《讲话实录》里体现出的强烈个性。上海的改革路径，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从最高领导到上海具体官员共同探索的曲折过程。朱镕基从1987到1991年在上海的工作，更像一台倔强的推土机，将中央对上海的发展战略，变成一个一个具体推进落实的政策。

　　寻访20多年前的历史，让我惊诧的是，不同时期改革的困难，在当时看来都是难以克服的。当我们遇到新的困难、彷徨于改革到底该走向何处时，其实很需要回首当年的处境。今天人们感怀的，也正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的锐气，“每往前走一步，都是在打破体制，都是在做事”。

　　朱镕基很少流露个人感情，但是在1988年4月25日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这样吐露心声：“我是一个孤儿，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1947年找到了党，觉得党就是我的母亲，我是全心全意把党当作我的母亲的。所以我讲什么话都没有顾忌，只要是认为有利于党的事情我就要讲，即使错误地处理了我，我也不计较。”他的老部下说，作风强硬的朱镕基偶尔也难免武断，但是正如他自己表露的，他毫无私心，“光是这一点，我们一辈子都敬重他”。